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当中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发生着动态变化，有时紧密结合，彼此依附；有时激烈冲突，两相争斗。

       当二者处于一种合作关系时，政治领袖常常利用宗教来增强合法性和团结人民，而宗教也总是借助政治手段来扩大影响力。

       东汉时，对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阐述主要依赖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谶纬神学。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土后，君主们获得了一套将皇权神圣化的新理论，一些君主开始自觉地把佛教当作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大加提倡。

       从北魏起流行的“雕石造佛，如我帝身”、“皇帝即如来”等思想，被北齐政权继承下来。

       文宣帝高洋授意匠人以其父高欢、其兄高澄及其本人为原型，开凿北响堂三大窟，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统治。

刻经洞

《唐邕写经碑》片段

        东晋道安曾言：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。”道安提出了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的问题。北魏法果认识到传教体制与皇权共存的必要性，认为传播佛教的太祖等同于如来。北朝佛教在发展的进程中改变了过去“不礼世俗之人”的作风，表现出与政权合作的态度。

       在皇室的主导下，北齐佛教极度繁荣，邺城的周边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寺，其中响堂山石窟最具代表性，存有大量的佛造像和刻经。

《维摩诘经》石刻

       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六年下令禁绝道教，敕道士削发为僧，遂使“齐境无两信”，用强硬的政治手段确立了佛教的至高地位。

       为表达自己对佛的崇敬，高洋曾诏曰: “今以国储分为三份，谓供国、自用及以三宝。” 即决定每年拿出国家财政资金三分之一用于佛教发展。再加上贵族高官和豪绅平民的施舍，佛教每年耗资要远远超过文宣帝所说的三分之一。在佛学史上以如此财力倾斜于佛教的王朝是绝无仅有的。

       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，佛教规模进一步扩大，“都下大寺，略计四千。见住僧尼，仅将八万”。